組織讓我到哪就到哪
畢業(yè)時，我們班幾十個人，據我回憶，就我分配到中央機關了，其他同學都分到玉門等基層廠礦去了，這是我自己沒想到的。建國初期，國家民用，尤其是軍事上對石油要求很高很強烈，西方國家對咱們采取封鎖，石油很短缺。除了毛主席、周總理，對石油最重視最關心的是彭老總，部隊很需要石油。1955 年成立了石油部，中央很重視，就把李聚奎上將調到石油部當第一任部長，周文龍中將當副部長，馬載任石油工業(yè)基建司司長。為了培養(yǎng)石油工業(yè)干部，1953 年成立了北京石油學院，把清華大學的石油化工系和天津大學的石油化工系調入，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北京石油學院。到1958 年，光北京一個學院培養(yǎng)還不夠，不能滿足石油工業(yè)發(fā)展的需要，中央又成立了四川石油學院和西安石油學院。四川石油學院就派馬載來當黨委書記兼院長，楊霖少將到西安石油學院任黨委書記兼院長。學校領導一般都是教育部任命的，他們二位是國務院任命的。馬載是黃埔軍校 4 期的學生，參加過北伐，解放戰(zhàn)爭初期就是中共熱河省委書記處書記。這是當時成立學校的大背景。
在石油部，馬載是司長，是我的頂頭上司。一天，馬載找我談：“老崔，部黨組已經決定成立四川石油學院，我去當書記兼院長。我想帶你去，你覺得怎么樣？”我隨口就說：“我是黨員，一切服從組織分配，讓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讓到哪就到哪?！彼f：“那就這么定了！”就這么一句話，我就來了。
找部里要人要錢要設備
我來了以后，一開始我當黨委秘書，但我覺得與我所學的專業(yè)差別太遠了，就跟馬載說我的專業(yè)不能丟。后來他就讓我搞基建，當時基建處處長
是由副院長王禮庭兼任，我是基建處黨總支副書記，兼材料調配科科長。
雖說搞基建，但當時 59 年、60 年非常艱苦，任務很重，學校第一個考慮的是人手缺乏，老師太少；還有就是沒有設備，教學設備、實驗設備都沒有，還需要建設資金啊。因為當時在部里我比較熟，所以馬載把我派到北京，要人要錢要設備。
首先從北京調了些老師，其中有張本奎跟任書泉，任書泉在北京規(guī)劃院，是清華的研究生；還有就是調北京石油學院 58 年的畢業(yè)生來當老師，有曹開勝、黃漢光、黃逸仁等，這是咱們學校教師的基礎。還有就是調來了一些干部，石油部基建司工程處的處長李直同志，是 12 級干部，李直同志業(yè)務很好，我們年輕人都很佩服他。馬載把李直也帶到學校來了，當教務處處長，沒兩年就提了副院長。
那時教育方針有一條：教育跟生產勞動相結合，馬載打電話給我，說能不能到石油建筑公司調一批老工人到學校來組建實習工廠。我一個小蘿卜頭，這個任務怎么完成呢？在部里的時候，教育司司長王志成對我印象不錯，我就去找王司長想辦法。說，雖然我已經調到四川石油學院了，但還是在石油系統(tǒng)，學?，F在需要石油公司支援一批技術熟練工人。王司長就給我寫了一封信，把我作為石油部的人派到石油公司去調人。這樣到北京和東北的石油建筑安裝公司調了一批老工人，有35 個，都是五級以上的老工人，就這樣建立了學校金工廠。但是后來因為氣候生活不習慣，大部分又都回去了。
在投資上，中央很支持石油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所以學校去要錢要設備部里很支持，表態(tài)說：你需要多少錢，只要提出計劃，能夠完成，我們就批。投資毫無問題，實際上是要來了投資完不成，困難時期，
基建上不去，確實很讓人頭痛。
改革破題后勤先行
“文革”結束后，把我提到總務處當副處長、代理處長。當時食堂是吃大鍋飯，做好做壞一個樣，飯菜品種少、味道差、質量不高，師生員工意見很大。我經過調研，在處里的幾個同志的支持下，我們開始試行食堂半企業(yè)化管理，主要是打破鐵飯碗，實行半獨立核算，飯菜要多樣化、要計算成本，可以適當有點利潤，質量提高了可以適當發(fā)獎金，以激發(fā)食堂方面的積極性，發(fā)揮食堂廚師和管理人員的積極性。
但阻力很大。主要是食堂的科長、管理員首先就不同意，認為這樣做是把他們從學校分出去作為獨立核算的企業(yè)，就不是學校的職工了。實際上這是誤解，之所以叫半企業(yè)化，并不是要把食堂的職工排除出去，食堂還是學校一個輔助部門，辦好食堂對食堂員工也有好處。為什么叫半核算？食堂職工的工資由學校發(fā)，水電也不在核算單位之內，最終目的是把食堂辦好，使教職工滿意。這樣一說就通了。
那時候還實行的是計劃經濟，一切都按國家計劃安排，基本建設施工是由省建委安排。建校時學院基建工程量很大，雖然資金沒問題，但是省建筑公司只來一個工程隊，雖然施工設備好，但施工力量弱，教學樓、宿舍和其它教學科研生活設施施工進度都很慢，基建設計也很慢，滿足不了學校基本建設需求，教學樓、實驗室、老師和學生宿舍、澡堂……都遲遲建不起來，師生員工不滿意，我和基建處都很著急，這樣不行啊。我們就一起研究能不能引進更多公司，包括設計和施工都要引入。我們跟市建設局一商量，他們很高興，很愿意來，這樣就引進了市建筑公司。還有一個設計問題，原來是一個單位包下來，設計的時間、設計費等都是人家說了算。按照引入施工單位這個路子，后來又引入了西南設計院、重慶設計院，還有本校設計組也參與進來了。雖然那個時候還沒“競爭”這個說法，但
這樣一來，無形中就形成競爭機制了。但是，為了保證質量，教學樓等大工程，還是由省建筑公司來建，宿舍等生活設施由市建筑公司建。在計劃經濟時代，這樣做還是有很大風險的，省建委對我們還很有意見，但我們著急啊，引進競爭的目的主要是學校工程需要。
“蜂窩煤與水電”之民生大計
1980 年的時候很困難，很多老同志跟我說，燃料很缺乏，大冬天都在外面找樹葉等作燃料，或是到煉油廠買油渣作燃料（污染很大）。后來慢慢地學校車隊到煤礦拉的煤分出一部分賣給教職工。但教職工們把煤挑回家，還要到處找黃泥和到煤里做成煤餅，要曬干了才能用，很麻煩，時間花的多，勞動強度也很大。教職工的生活困難得解決啊，學院領導班子很重視這件事，曹開勝和我商量，這事兒首先得做。那時我剛當副院長，分管基建，我和總務處、基建處協(xié)商，從基建上提出計劃，買了一套蜂窩煤機，在小賣部那個地方自己打蜂窩煤給教職工作燃料。
在我剛剛任副院長時，咱們學校的水電很成問題，一個星期要停兩三天電，這個問題怎么解決？經過努力，咱們學校搞了個特殊化：開了雙電源，一個工業(yè)電源、一個是學校自己的專線電源。還有一個水源問題，學校用的水是煉油廠的水，污染很嚴重。那時正好機械系工民建專業(yè)分了兩個畢業(yè)生，一個是袁祥忠，學建筑的，本來是準備留校當教師的，我就跟黨委匯報說基建正需要人，最后把他留在基建處當了技術員。另外袁祥忠有個同學叫曹規(guī)模,是重慶建工學院學供水工程的，我們正好需要，也要到基建了。我給他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給學校設計個自來水廠，保證水的質量和教職工健康，他們答應了。不久以后我們自己搞了個自來水廠，開了兩個水源，解決了供水問題。南充那個自來水廠現在還在。
這是我在學院領導任上辦的兩件大事，解決了當時全院教職工的生活困難。另外，我還分管學校的財務工作，嚴格按照中央和財政部的財務管
理規(guī)章制度辦事，并接受銀行的監(jiān)督。我們學校的基建財務工作，還得到了南充市建設銀行的肯定和好評。
艱苦歲月中的溫暖記憶
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馬載對干部要求嚴，對處級以上干部要求特別嚴，那是真嚴，一點情面都不講！記得我當時任材料調配科科長，管汽車隊。一天早上，馬院長一大早就到了車隊，馬載從來上班都很早，有時一大早就到基層單位轉。他看見有個輪胎擺在車隊院子里，沒有進庫，就把我叫來，當著眾人問我是怎么回事，我紅著臉，只有承認錯誤啊。還有一次，馬院長當著我們面批評一位副院長，說領導干部不帶好頭，怎么帶好隊伍？確實馬院長身上的這些優(yōu)良作風對我們那一批干部的影響都很大。
第二件是我校艱苦奮斗的精神。我們是沒有學校就先招學生，邊勞動邊建校，那是真艱苦啊！領導、老師、學生都艱苦。有一次，馬院長生病了，老爺子已經五六十歲了，發(fā)高燒。辦公室工作人員，一個小女孩，到食堂給師傅說了情況，給馬院長下了一碗面條，臥了一個雞蛋給他端過去了，他硬是不吃，硬是給食堂端回去了。雖然艱苦，可這種精神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人才，58 級就出了很多人才，包括羅平亞等。企業(yè)一直很喜歡我們的學生。
（文章刊登時有刪減)
